「腳好痛啊。」
在英語世界，人們通常會把那些祥林嫂式的晦氣鬼，稱作「Miserable Basterds」。
這個詞可以直譯為痛苦的雜種，或可悲的混蛋。它經常在一些虛無主義作品裡出現。比如瑞克會問莫蒂，你為什麼老是要當個可悲的混蛋；而馬男波傑克會把問題對準自己：為什麼我非得是個痛苦的雜種呢？
這個問題還可以換出很多的花樣。比如說，問個體，為什麼總是那麼負能量；問媒體，為什麼專挑壞事報道；問賈樟柯，為什麼喜歡販賣苦難；問精神病患者，為什麼總怪原生家庭；問3DM，年終總結為什麼老那麼晦氣。列表還很長。
而今天份的問題，與《地鐵2039》以及傳統的斯拉夫苦痛情結有關。
也不知道是誰開的壞頭，現在你想好好評價一款，由痛苦的斯拉夫人構成的痛苦的斯拉夫遊戲，就一定要從西伯利亞凍土上種土豆的農奴說起，一路直侃到人類最崇高理想的幻滅，不然會顯得你這個人很沒有文化。
現如今，再在文章里大談斯拉夫苦情哲學，恐怕就像強調精神疾病的背後，多半有原生家庭作祟一樣——雖然沒有事實上的錯誤，但過多的重複，總有口香糖咀嚼過度的味道。
所以，這次打算換個思路，在談及苦難本身的脈絡時，多少也從一個「痛苦的雜種」的視角出發，談談人為什麼一定要對他人的苦難產生共情，或保持一種基本的「依賴」。
先說說「痛苦」本人。
「地鐵」系列，是俄國作家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德米特里·格魯霍夫斯基）主導創作的小說三部曲。其中的三部曲初代，正是被4A Games改編成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地鐵2033》。從這本小說的誕生背景來看，「痛苦的雜種」應該在俄國人中占到了相當的比重——因為它不僅是一本網路小說，而且是一本共創形式的網路小說。
你很難想像，這樣陰暗壓抑的網文，會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出現，遑論激發網民的集體表達欲望。關於這一點，只消看看《臨高啟明》就好。國人大多還是喜歡快意恩仇，勵精圖治。沒有什麼問題，是發展無法解決的。
如果有，那就發展得再快一些，再科學一些。
當然，很多「嚴肅」的文學作品，本來也不適合去「尊重原著」。否則，就有極大概率會被打為精神變態。例如《流浪地球2》，這種和原著大相徑庭的改編，幾乎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地鐵」的遊戲三部曲，也不能免俗。
所有文娛產品的第一要務，還是應該傳遞動人的普世價值，讓觀眾和玩家溫和地走進良夜。可以有痛苦，但不能只有痛苦，或刻意強調痛苦。不然，恐有販賣苦難和焦慮的政治不正確之嫌。以《地鐵：離去》的改編為例。
事實上，遊戲三部曲的後兩部，與原著之間更多是平行關係。
2019年，遊戲裡的阿爾喬姆和米勒上校，開始背井離鄉的求生之路時，《地鐵2035》甚至還沒有寫完。據說，德米特里本人參與了劇作，默許了部分遊戲劇情的溫和改編——是的，那個讓人心碎的結局，同時也是一個照耀著溫暖曙光的好結局。在原著小說里，等待阿爾喬姆和米勒上校的，是截然不同的命運。
而這條惡劣的時間線，最後連接到了遊戲宇宙的2039年。
此時，阿爾喬姆和斯巴達遊騎兵一行，已經離開莫斯科地鐵多年。本作的主角是一位重返地鐵的陌生人（Stranger），不排除阿爾喬姆的可能。且這作的主角不再是啞巴，會有全程的語音演出。
按照4A Games成員的話來說：「雖然，這位離群索居者噩夢纏身，曾發誓再也不回到那個痛苦的地方，但（作為創作者）我們必須回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講好那些，我們想講的故事。」
他們有意將《地鐵2039》的基調，塑造得更加黑暗、更加沉重、更加壓抑。
「你會感覺到這個腐朽的世界，幾乎要把你壓垮，逼迫你跌入更深的幽閉恐懼當中。」 「我們將深入人性最惡毒的一面，將之展現得淋漓盡致。」
「重點在於，我們無意將後啟示錄題材浪漫化，也無意圍繞它，搭建一座主題式的樂園。」 「一直以來，『地鐵』始終都在針對人類行為，做出悲劇性的審視。」
「直到後來，悲劇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
通常來說，遊戲玩家對遊戲工作室的容忍度，可以是很低的。
但絕大多數玩家，終究也是人。既然是人，就應該具備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承認4A Games是一家處於戰火中的工作室——他們有權去放大，去聚焦於人類社會的某些惡劣品質，並將它們舉輕若重地摔到檯面上。
巴甫洛夫說過，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要我說，文學和藝術也是一樣的。首先，比較幽默的是，巴甫洛夫是個純正的俄羅斯人。所以，在引用他的話前，我可能需要考慮，這麼做是否尊重烏克蘭人的民族感情。
另外一個繞不開的例子，就是一切「地鐵」作品的源頭：德米特里·格魯霍夫斯基本人——他因為公開譴責俄羅斯政府，被自己的祖國定罪並「流放」，目前流亡歐洲。這事著實不能細想，一旦細想，難免會極大衝擊固有的認知。
俄烏戰爭打響不久，我還後知後覺，把巴別爾及其作品，歸類到俄國文學之列。現在回頭一看，巴別爾不僅出生在烏克蘭敖德薩，而且還是個猶太人。除了用俄語寫作，曾加入去除國家民族色彩的聯合組織外，實在算不上和「俄」字有關。
但巴別爾自己偏要有關，並且鄭重拿起了筆桿。也正因為拿起筆桿，最後他死在了槍桿之下——罪名亦是通敵。
在另一個時空的當下，基輔市政府決議，要徹底移除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和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文化遺產。兩位都是生長在烏克蘭的文學大師，曾經被本國人視為重要的文化源流。
但現在，因使用俄語寫作，並認同俄羅斯族身份，他們也染上了某種沙文主義的病毒，被人從歷史書上殺死。
這場面何其之荒誕。生活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民眾，恐怕難以想像，更不可能胡編亂造平行的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場戰爭的構成非常簡單：兩個不斷上跳的陣亡數字，加上一條許久不變的戰線。
而這些，又可以進一步濃縮成兩個殘忍而輕浮的字：贏，還有輸。
這時，我們的核心議題就出現了。
很久以前，我在豆瓣上看過一篇《塞爾維亞電影》的影評。說是影評，其實更像是一種發散性的議論。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是一部有關遙遠的國家、遙遠的戰爭和遙遠的廢墟的電影——既然如此遙遠，我們為什麼還要看這些跟自己無關的東西？
內容我只依稀記得大概，因為《塞爾維亞電影》的豆瓣頁面，早已整個撤掉了。
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問題，可以在很多場合派上用場。就比如，在消費文娛產品時，遭遇「痛苦的雜種」的情況——我單純只想知道產品的質量如何，應該如何使用，並不想聽這些泛酸水的長篇大論，這是常有的感受，也完全談不上錯誤，或沒有品位。
但無論百般不情願，人類這個群體終究還是需要「痛苦的雜種」。
就像人體需要主動去接種毒株，才能形成抗體一樣。光是一個掃興的陰沉傢伙，也許還不至於打亂當下的熱鬧聚會——但一大群吐著酸水的人，或一支後搖樂隊，在合適的時機走進了對的啤酒館，未必就不能改寫歷史。
這並不只是愛與和平那套虛無縹緲的東西。事實上，學會共情他人，或感受他人的痛苦，是人類社會迫不得已的一種進化趨勢——眾所周知，在二戰之前，國際上是沒有針對主權國家的破產機制的。
一開始，只是……
當一些有害的舊秩序，徹底變成土雞瓦狗後，存在主義，或者說虛偽主義和荒誕主義，就誕生了。而陷進這些的人里，無一例外都成了「無病呻吟」的「痛苦的雜種」。
很多人都聽過《等待戈多》，也都知道戈多並沒有來，遂開始關注戈多的有意義或無意義。但如果是一個典型的「痛苦的雜種」，第一時間注意到的，其實是劇本的開頭，那兩個喪家犬一樣的男人，就那麼立在舞台兩邊，空落落地站著。
直到其中一個人，因為鞋子不合腳，實在脫不下來，在那裡痛得直叫喚。另一位聽見了，慢慢挪了過來，這才有了接下來的整部戲劇。我覺得，你大概能猜出來，另一位都抱怨了什麼話。
其大意就是：你在這裡鬼叫什麼？你既然腳痛，為什麼不把鞋脫下來？明明自己的腳有問題，你怪什麼鞋子？我倒想看看你的鞋子，裡面到底能歪成什麼樣？而且，明明所有人每天都會脫鞋，怎麼就你不脫呢？你有什麼權力叫喚，你這麼放肆地叫喚，有沒有把我當過人？
「我倒想知道，如果哪天我也腳痛叫喚，你又能有什麼話說。」然後，遭到抱怨的，腳痛的那位，極快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腳真的很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