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喬恩·麥可·瓦雷斯利用GPT-4o模型與近五十年前因空難離世的父親展開數字對話，通過輸入父親打橄欖球、熱愛冒險等有限資訊，AI生成極具個性化的回應。當瓦雷斯問及"飛機墜毀前在想什麼"時，系統基於數百萬父子交流數據生成的答案——"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再看著你長大"——成為他聽過最震撼的告白。這種精確模仿逝者口吻的技術，雖帶來強烈情感衝擊，卻令使用者陷入真實與虛構的認知困境。
該案例折射出日益興起的"數字哀悼"現象。從加拿大記者通過"十二月計劃"與逝去未婚妻聊天，到韓國媽媽在VR中重逢病故女兒，AI正通過處理海量個人數據與情感模式，構建越來越逼真的逝者數字替身。技術雖能暫時緩解思念之苦，但如瓦雷斯所感："機械互動是否在干擾自然哀悼過程?"當AI突然從親切對話轉向學術化回應，那個被精心構建的父親形象瞬間消散，造成二次失去的創傷。
瑪麗·雪萊創作《弗蘭肯斯坦》時對"亡者歸來"的文學探索，與當代AI復活技術形成奇妙呼應。小說中科學家對戰勝死亡的執著，正如今天人們試圖用算法延續情感連接。雪萊歷經親人離世後寫下"逝者永不復返"的領悟，而瓦雷斯在實驗終結時也意識到：真正的告別只能在內心完成，技術無法跨越生死的本質界限。
這些案例凸顯出數字時代的情感倫理挑戰。當企業開始提供商業化"數字永生"服務，我們需要建立新的技術倫理框架：如何防止情感剝削?怎樣界定數字遺像權限?在追求慰藉的同時，人類仍需保持對技術局限的清醒認知，避免如《弗蘭肯斯坦》所警示的——創造物最終反噬創造者的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