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會第一次講一位設計師的故事，不過其經歷很富傳奇性，作品也幾乎人人皆知。他就是賈伯斯重返蘋果公司之後的工業美學搭檔，前蘋果公司工業設計高級副總裁、首席設計官強納森·保羅·艾維（Sir Jonathan Paul Ive，簡稱Jony Ive）。
上周，數字支付公司Strip在其Stripe Sessions年度大會上邀請了Jony Ive，與Stripe聯合創始人兼 CEO Patrick Collison做了一番深度對談。接下來的主要內容，就來自於此。
不過，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Jony Ive的職業生涯。他1992年加入蘋果，1997年在史提夫·賈伯斯回歸後被提升為工業設計高級副總裁，2015年起擔任首席設計官。2019年，Jony Ive離開了蘋果，與Marc Newson共同創立了設計工作室LoveFrom。但是，蘋果是其首個客戶，並維持了三年的合作關係。2021年，LoveFrom與法拉利合作，參與設計了後者首款電動車。
與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設計可能就是iMac G3了，當時真是實在預料不到電腦可以長這個樣子（尤其是透明的後殼）。（圖片來源：由 David Fuchs 修改；原作由 Rama 創作）
2023年，他還為英國王室設計了查爾斯國王加冕Logo。很明顯，設計風格已經與蘋果時期大有不同。在這次訪談中提到，Ive默認了LoveFrom的設計風格正進入所謂的「裝飾時代」（ornament era），與蘋果時期極簡主義（Minimalism）設計形成對比。
當然，Jony Ive最富盛名的作品還是在蘋果，他主導設計了蘋果公司多款標誌性產品，不僅定義了蘋果的品牌形象，也深刻影響了全球消費電子產品的設計趨勢，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
以下只是他主導設計的部分作品：
1、剛才我們提到的iMac G3（1998）：採用透明彩色塑料外殼，打破傳統電腦的沉悶形象，極大提升了用戶親和力，被認為拯救了蘋果。下圖是我在eBay看到的一個二手產品截圖，現在看也沒有任何過實感。
2、iPhone（2007）：重新定義智慧型手機設計，極簡外觀與觸控界面結合，帶來革命性用戶體驗。
3、iOS 7（2013）：主導蘋果移動作業系統界面設計，採用扁平化設計風格，簡化視覺層次。
4、蘋果總部Apple Park及蘋果零售店設計：不僅限於產品，還涉及建築和空間設計。
此外，Ive還與OpenAI CEO 山姆·阿特曼合作，創辦了名為「io Products」的AI硬體初創公司，專注於開發新型人工智慧設備，目標是打造一種「比iPhone更少社會干擾」的計算設備，可能包括無螢幕的「手機」或智能家居設備。2025年初，有傳言說OpenAI正考慮以超過5億美元收購該公司。
一、設計的印記與矽谷的變遷
Patrick Collison 在對話開始邀請 Jony Ive 分享對 Stripe Sessions 2025 會場設計的初步印象。Ive 稱讚其「可愛」（lovely），並提及自己已許久未到訪此地，但對這裡仍保有鮮明而生動的記憶 。這自然地引出了 Patrick Collison 的一段往事：他初到舊金山參加的第一個活動，正是由 Jony Ive 主導設計的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大約在2005年或2006年，地點同在莫斯康尼會議中心（Moscone Center）。只不過，彼時的 Collison 還在分會場。
話題隨後轉向了 Jony Ive 與矽谷的淵源。Ive 於1992年正式來到矽谷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電腦先驅 Alan Kay 的一個觀點：軟體和電腦行業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流行文化」（pop culture），因為從業者往往缺乏歷史感，不太了解前人的理念、成果和歷史背景。例如，許多科技從業者並不清楚網際網路究竟是誰發明的 。Ive 對此表示認同，並開始回顧他眼中矽谷三十餘載的變遷。
Ive 回憶起在英國藝術學院學習設計的經歷，他出生於倫敦，在東北部完成學業 。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他接觸到了 Mac 電腦，並深受觸動，甚至希望能更早相遇 。他從 Mac 的設計中感悟到：「我們所創造的東西，是我們身份的證明；我們所創造的東西，描述著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所關注的事物。」 他從 Mac 中清晰地感知到一群富有原創精神、擁有明確價值觀、並深切關注人與文化的創造者 。這些產品傳遞出的資訊，並非僅僅是「在某個時間點為了達到某個價位而被設計出來」，也不是「為了趕進度，以後再彌補」，更不是「如我們所願的廉價」 。相反，他感受到的是一種「真正試圖推動人類進步」的雄心 。
正是這種對 Mac 背後價值觀、決心和勇氣的認同與感動，驅使著主修工業設計的 Ive 渴望與這群「加州的叛逆者」（renegade group in California）會面 。1989年大學畢業後，他首次來到矽谷，但因有工作合約在身，不得不先返回倫敦從事設計工作 。這段經歷反而給了他一種奇特的「自由」：由於並非抱著求職的目的，他得以更輕鬆、更少焦慮地與人交流 。人們也因為不覺得他有所求而更樂於與他會面 。在為蘋果做了幾年諮詢後，他於1992年正式受邀加入蘋果，移居舊金山 。
談及1992年初到矽谷時的感受，Ive 形容那是一種「天真的愉悅感」（innocent euphoria）。他認為，無論是蘋果公司內部，還是整個科技行業乃至灣區，都瀰漫著一種由價值觀驅動、服務於人類福祉的共同目標感 。即使存在競爭，但一種「作為服務者的定位」和「有原則的服務精神」是普遍的共識 。然而，時過境遷，Ive 坦言，如今的情況已不盡相同。他認為，現在有更多議程是由金錢和權力驅動的，這與1992年形成了鮮明對比。
二、迷失的北極星：什麼是真正的創新？
面對矽谷風氣的轉變，Patrick Collison 追問，對於今天的軟體、產品和公司創造者而言，那個曾經指引方向的「北極星」是什麼？如何才能避免偏離航向？Ive 強調，根本在於擁有堅實的價值觀，清晰地認識到自身在宏大圖景中的位置，並明確以「賦能和激勵他人」（enable and inspire people）為目標。
他和 Patrick 都認同「工具製造者」（tool makers）的身份，並為此感到自豪 。Ive 熱愛推動事物前進，即創新。但他對當下一些現象表達了擔憂：「我認為人們常常將創新與標新立異或打破陳規混為一談。」 他直言：「我對為了打破而打破毫無興趣。」 在他看來，僅僅是打破常規然後迅速轉向下一個目標，只會留下一片「殘骸」（carnage）。他所追求的，是因創造出真正更好的事物而帶來的「打破」 。
Ive 進一步指出，人類往往傾向於認為進步和創新是理所當然、唾手可得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真正的創新需要堅定的信念作為燃料，輔以卓越的理念和願景，以及將願景化為現實並廣泛分享的決心 。Patrick Collison 提及 Ive 曾用過一個精闢的短語——「真誠地提升人類」（sincerely elevate the species）。
為了闡釋這一點，Ive 分享了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案例：精心設計產品包裝中線纜的開啟方式。他回憶起某個周日下午，當他為這個細節費盡心思時，他清楚地意識到，數百萬用戶將會與這個小小的拉片互動。他可以選擇讓線纜更容易解開。Patrick Collison 從功效角度指出，這可以從節省時間的功利角度計算：假設每次解開線纜節省5秒，乘以數億用戶，將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
然而，Ive 坦言，這並非他的出發點。他認為，這其中蘊含著更深層的「精神價值」：「我相信，當有人打開那個盒子，取出那根線纜……他們會感覺到『有人真正在乎我』（somebody gave a shit about me）。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 他進一步解釋，僅僅滿足功能需求是遠遠不夠的，那並非一個進化了的社會或物種的特徵 。即使是微小的細節，如果真正源於愛與關懷，就能傳遞這種情感 。他引用了史提夫·賈伯斯的理念：當你帶著愛與關懷去創造產品時，即便你永遠不會認識那些使用它的人，也永遠不會與他們握手，但當他們使用你創造的產品時，這便成為一種向人類表達感激之情的方式。這是一種極富思想性、美好且真誠的宣言 。
三、設計的靈魂：簡約、喜悅與幽默的力量
人們在談論 Jony Ive 在蘋果時期的設計時，常常會用到簡約（minimalism）、簡潔（simplicity）、功能清晰（clarity in function）等詞彙 。Patrick Collison 觀察到，在這些特徵之外，Ive 的設計中還常常融入了幽默感（humor）和喜悅感（joy）。例如，形似皮克斯檯燈的iMac G4，色彩斑斕的糖果色iMac G3系列，甚至還有iPod Socks這樣充滿趣味性的配件 。
Ive 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人們常常誤解「簡約」。他們以為簡約僅僅是移除雜亂（removing clutter），但那樣只會得到一個「不雜亂的產品」（uncluttered product），卻可能是一個「乾癟、沒有靈魂的產品」（desiccated soulless product）。他和團隊的目標一直是「為混亂帶來秩序」（bring order to chaos），而他所理解的簡約，是「簡潔地表達事物的本質、其目的及其在我們生活中的角色」 。
Ive 坦言，他感覺到在矽谷乃至整個科技行業，喜悅和幽默感常常是缺失的，這讓他感到有些沉重。我們正在開發的產品日益複雜，而喜悅有時會被誤解為膚淺或不重要 。他堅信一點：「我的心境以及我在實踐中的狀態，最終會體現在作品中。」 如果被焦慮占據，作品也會如此 。因此，在實踐中保持希望、樂觀和喜悅，並在與同事的相處中也秉持這樣的態度，最終產品也會呈現出這樣的特質 。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 Daniel Cook 關於如何構建「拯救公主的企業級應用」的演講，其中解構了《超級瑪利歐》的設計。Cook 批判了那種僅僅關注核心目標（拯救公主）而忽視用戶作為「人」的體驗的設計方法，強調用戶是活生生的、會學習、會改變的個體，軟體會對用戶產生影響，設計者必須嚴肅對待這一點。Ive 所使用的「賦能」、「激勵」、「愛」、「關懷」、「感激」、「喜悅」等詞彙，正體現了這種將用戶視作鮮活個體的設計理念 。
與此對應，Ive認為要警惕「可衡量性」的陷阱，他分享了一個他在蘋果多年後才意識到的重要現象，這個現象在大型團隊共同開發產品時尤為明顯 。人們在討論產品時，往往傾向於談論那些可以用數字輕鬆衡量的屬性，比如進度、成本、速度、重量等等——任何可以用「6大於2」這樣明確標準來判斷的指標 。
他理解這種傾向，因為這源於人們渴望建立聯繫、渴望包容和達成共識的本能 。然而，危險在於隨之而來的「陰險的謊言」（insidious lie）：「我們花費所有時間討論這些容易衡量的屬性，因此，這些就是所有重要的東西。」 Ive 強調，這僅僅是部分真相 。設計師和其他創意人員能為產品體驗貢獻的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方面——那些能讓產品使用起來令人愉悅、充滿樂趣，並因此提高使用頻率的元素——同樣至關重要 。他風趣地回應了 Patrick 關於「英式口音可以讓人免於被指責傲慢」的玩笑，繼續闡述這一觀點 。
四、在規模化中堅守匠心
Patrick Collison 提出了一個常見於快速發展型企業的問題：執行速度與最終品質之間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權衡？Ive 坦誠地回答「有時是這樣」 。但他更傾向於將問題重新定義為「動機」問題 。
當面臨這種選擇時，他會堅持認為兩者可以兼得，儘管這非常困難 。他認為，高效工作本身就有一種美感，而這可以被理解為速度。他和 Patrick 都非常注重用詞，因為詞語會影響思維方式，而用於定義問題的詞語至關重要 。因此，他會將問題表述為：「我們如何才能以極致的效率工作，創造出擁有驚人品質的東西？」
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另一個張力隨之而來。在初創期，創始人可以掌控一切，對每個細節施加自己的品位和判斷 。但當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任何個體都無法再全面了解所有事情 。很多事情會在創始人未曾察覺或沒有機會介入的情況下發生，有些結果可能並非其所願。面對這種情況，Ive 認為，首先要承認這非常困難 。他相信我們會經歷不同的「章節」或「季節」，痛苦往往發生在舊章節結束和新章節開始的過渡期，我們需要調整和改變方法 。關鍵在於，不能指望用開始時的方法來應對結束時的局面 。
在持續的變化中，最重要的是明確哪些是自己絕不妥協的核心原則、價值觀和動機 。當發現自己的動機發生偏移時，就需要警惕並進行自我反思和調整 。他相信，只要動機和價值觀保持不變，即使在規模化的環境中，那些天生的「掌控狂」（control freaks）——或者用更積極的說法，那些極度注重細節和品質的人——總能找到發揮作用的方式。
五、創意團隊的秘訣：信任、關懷與共同創造的儀式感
如何打造和領導一個高效的創意團隊？Jony Ive 分享了他三十餘年領導小型創意團隊的寶貴經驗 。他認為，沒有什麼比創意團隊本身更重要 。聲明這一點，並清晰認知到自己作為團隊一員的貢獻，是構建卓越團隊的基礎 。
當處理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概念，以及那些總是從一個想法、一次試探性討論開始的脆弱創意時，一個相互信任、甚至彼此關愛的小團隊至關重要 。真正的關心會促使人們傾聽 。許多好點子之所以夭折，往往是因為人們急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忘記了「觀點並非想法」 。Ive 坦言，他時常感到恐懼，因為他知道自己一定錯過了許多來自安靜的人、來自安靜角落的絕妙想法，而這種錯過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
為了培養團隊成員之間真實而深厚的關係，Ive 嘗試過許多方法。他發現一些儀式性的實踐非常有效：
為彼此創造事物（Make things for each other）: 將此作為團隊日常連接的一部分，無論是工作相關的原型，還是生活中的小驚喜。這能讓人更關注他人而非自己，讓人變得更易展現脆弱，也讓對方感受到感激 。這本質上是將服務他人的職業追求，內化到團隊的日常互動中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蘋果的設計團隊，每周五早上會有一位成員輪流為整個團隊準備早餐，從簡單的麥片牛奶到精心製作的食物，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份心意 。
在彼此家中工作（Work in each other's homes）: 團隊成員輪流將大家邀請到自己家中工作一天。Ive 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方式，既能激勵大家做出好作品，也能有效建設團隊 。作為主人，會因為展示自己的生活空間而產生一定的焦慮和自我意識，但這並非壞事 。而作為客人，在別人的家中會比在會議室里更守規矩 。更重要的是，工作環境的改變會極大地影響思維方式。誰會願意在毫無生氣的會議室里消磨時光呢？ 當你坐在同事家的沙發上，素描本攤在他們的咖啡桌上，你思考問題的方式、關注點以及靈感的迸發，自然會與在刻板的公司會議室中截然不同。
六、美學的本質：客觀功能與主觀感受的交織
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面對這個經典哲學問題，Jony Ive 認為兩者兼具 。他強調，實用性和功能性是基礎：「如果一個東西不好用，它就是丑的。」 他對那種將實用性與美學對立起來的觀點感到沮喪 。如果他參與設計的東西不好用，無論它看起來如何，他都會認為它是醜陋的。
然而，當涉及到「品味」（taste）的問題時，情況就變得複雜了 。設計領域一直面臨的困境是，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並非每個觀點都具有同等分量 。即便有些人系統學習過設計，也可能品味堪憂 。Patrick Collison 引用了建築理論家克里斯多福·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觀點：在兩個物體或選擇之間，應該選擇那個感覺更「人道」（humane）的，這種物體中所蘊含的人性關懷，是比「美」本身更可靠的指引，因為後者更容易陷入主觀臆斷。
Ive 對此深表贊同 。他認為，許多公司實際上是在「屈尊俯就」消費者（patronize consumers），而用戶遠比他們想像的要成熟和複雜。他堅信，人們能夠感知到「關懷」（care） 。在服務行業，這種感知相對直接，因為你會直接與人接觸 。當關懷通過一個物體或一款軟體間接傳遞時，會更複雜一些 。但他反向論證道：「如果你能感知到『粗心』（carelessness），那麼你也應該能感知到『用心』。」 他在蘋果時，團隊會花費大量精力去完善產品的內部構造，即便用戶可能永遠不會看到 。這就像一位偉大的木匠會精心打磨抽屜的背面，即便它輕易不會示人 。Ive 認為，「當無人注視時我們所做的事情，更能體現我們是誰。」 如果只做表面功夫，內心會有一種膚淺不安的感覺 。
七、現代主義的演進與 LoveFrom 的多元探索
談話轉向了對現代主義（Modernism）的探討。Patrick Collison 指出早期現代主義作品中存在的某種「刻意的醜陋」或「不和諧感」，例如杜尚的《泉》、畢加索的解構畫作，以及勛伯格的無調性音樂 。同時，現代主義運動，如包浩斯（Bauhaus），也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甚至在其宣言中稱其為一場Socialism運動 。Ive 本人也接受過包浩斯設計理念的薰陶 。
Jony Ive 認為，在許多運動的初期，無論是設計還是藝術，都會有一種強大的原始能量爆發 。美感的形成往往需要時間去演化和沉澱 。在能量爆發的初始階段，創作者可能沒有時間，也不願被傳統的美學概念所束縛 。以包浩斯為例，其早期很多設計是圍繞新材料和新工藝展開的 。例如，布勞耶椅（Breuer chair）或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等經典的彎管家具，正是因為設計師們對「彎曲鋼管」這一新技術的興奮和痴迷而誕生的 。在那樣的探索初期，「美」可能並非首要考慮，「管子」才是 。
離開蘋果近六年，Jony Ive 創立了創意公司 LoveFrom。Patrick Collison 戲稱 Ive 當前是否進入了「裝飾主義時期」（ornament era），因為相較於蘋果時期極致精簡的風格，LoveFrom 的作品展現出更多元的面貌 。Ive 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並繼續解釋說，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他所能想像的最卓越的創意團隊，目前團隊約有五六十人，其中許多設計師與他共事數十年。這是一個高度多元化的團隊，包括工業設計師、平面設計師、用戶界面設計師、建築師、字體設計師、音樂家和聲音設計師等 。
他認為，作品風格的轉變，更多是源於合作對象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多樣性。例如，為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加冕典禮設計官方徽章，其方法和考量，自然與當年為 iMac 設計操作指南截然不同 。
八、科技的雙刃劍：創新者的責任與深思
對話不可避免地觸及了當下備受關注的議題：智慧型手機、網際網路乃至人工智慧等技術對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包括對注意力跨度、青少年發展以及教育公平性等方面的潛在負面效應 。Jony Ive 坦言，沒有什麼比這些問題更讓他縈繞於心和困擾的了 。
他承認，創新過程中總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希望大部分是驚喜，但他也坦承，他深度參與過的某些產品，確實帶來了一些「遠非愉快」的非預期後果 。他強調：「即便沒有惡意，我認為仍然需要承擔責任。這沉重地壓在我心頭。」
回顧歷史，技術變革對社會產生巨大衝擊並非新鮮事。Ive 和 Patrick 曾討論過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建築，例如維多利亞時代的抽水站（Victorian pumping stations）。這些曾經用於處理城市污水的設施，被建造得如同教堂般宏偉，象徵著一項巨大技術進步（將污水從街道清除）對社會帶來的福祉。工業革命本身就是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伴隨著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 。
然而，Ive 指出，當今時代面臨的獨特挑戰在於變化的「速度」 。在過去，社會尚有時間去停下來思考正在發生的事情，並建立相應的社會結構或基礎設施來適應和應對這些轉變。但現在，技術發展如此之快，相關的討論往往來得太遲。他感到欣慰的是，關於人工智慧的討論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對其安全性的合理擔憂 。相比之下，多年來關於社交媒體的討論卻鮮少涉及其潛在危害，這種「未被言說的 insidious（陰險的）挑戰」反而更令人擔憂 。
因此，他認為，即使初衷是好的，如果參與創造的事物帶來了不良後果，創造者也需要承擔起責任 。這種責任感，也驅動著他目前在 LoveFrom 從事的一些他暫時還不能公開談論的工作，並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分享 。
當被問及歷史上哪個時期、哪個地方擁有「最好的設計」時，Ive 再次提到了他對工業革命時期的痴迷 。他特別讚賞像吉百利（Cadbury's）和弗萊（Fry's）這樣的桂格（Quaker）派公司，它們不僅設計產品，還為員工設計住房和城鎮，體現了強烈的公民責任感 。他熱愛那種將創新視為文化、政治乃至精神層面，並體現在建築等多種形態中的廣闊視野 。
在對話的尾聲，Patrick Collison 提出了一個問題：Stripe 是一家提供可編程金融基礎設施的公司，對於這類並非直接面向消費電子市場的企業，為何也應該如此重視設計？
Jony Ive 的回答是：「如果 Stripe 不在乎（設計），Stripe 就不會是今天的 Stripe，你（Patrick）也不會坐在這裡。」 他堅信，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我們別無選擇，關心彼此既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責任。
他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名言：「歸根結底，一切皆是愛與工作，工作與愛。僅此而已。」 我們花費大量時間在工作上，如果在工作中選擇不關心他人，不僅他人會因此受損，我們自身也會在一種「腐蝕性的存在」（corrosive existence）中煎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