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正醞釀一場烈焰,終結哀悼,終結士氣低落的毒霧,終結精神睏倦的冷漠淚水。」
不久前,我收到了一本來自Summer Eternal(下稱「夏日永恆」)工作室的書,名為Anthology Volume One(《選集第一卷》)。

夏日永恆於2024年10月11日宣布成立,當時,團隊已經聚集了一批曾參與《極樂迪斯可》開發的核心成員,包括部分《極樂迪斯可》原作編劇、ZA/UM前首席編劇等等。
離開ZA/UM後,他們與其他創作者組建了這間新工作室,目前正在製作一款名為《Red Rooster》的RPG,據稱明年年初會有一版可玩Demo。
這本書收錄了大量《Red Rooster》的開發早期的角色與世界設定,還有一半的內容是主創的文集,以及他們與不同領域資深從業者的訪談。
受訪者包括知名科幻作家特德·姜,希臘經濟學家Yanis Varoufakis,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Richard Wolff,以及曾參與《闇龍紀元》《柏德之門》等系列開發的BioWare資深製作人Mark Darrah和編劇David Gaider……
在這一長串的名字間,他們探討從文學創作、遊戲設計延伸到經濟制度和工作室管理。
在書的開頭,有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它是夏日永恆正式宣布成立時發布的宣言。
他們抨擊大型科技公司對遊戲產業的控制,反對將遊戲降格為工業化生產的內容,也反對把開發者當作可以隨時替換的零件。他們堅持遊戲是一種藝術,創作者應該是藝術家。藝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讓一個人的心智得以與另一個人交流。

在遊戲行業不斷傳出裁員和工作室關閉消息的背景下,他們的文字或多或少會讓一些人感受到鼓舞——至少,這些宣言是浪漫的。
他們談論創作自由、團結和希望,談論一種尚未實現,卻值得為之努力的未來並為此付諸行動——工作室正在建立由勞動者共同擁有和管理的合作社,並將玩家納入工作室的治理架構。

而且他們似乎也意識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在談到自己正在建立的組織時,他們寫道:
充其量,它是一個象徵,一個指向不同組織方式的路標,或許能夠啟發其他人。往壞處說,我們不過是在建造一處避風港,好讓自己在不得不忍受資本主義的同時,免受其最惡劣的影響。然而,儘管逃避現實能讓靈魂得到片刻喘息,我們也不該自欺欺人,以為逃避本身就是出路。

繼續往下看,我心中產生了很多疑問,也有一些隱憂。
比如,他們的遊戲的具體面貌對我來說仍然有些模糊,如此鮮明的宣言和組織構想,會不會比遊戲本身更早地抵達公眾?他們所倡導的合作社理念,在實際運作中又會是什麼樣子?而這些關於藝術、勞動和創作者的主張,最終會怎樣影響他們正在製作的遊戲?
帶著這些好奇,我採訪了夏日永恆的五位成員:負責合作社機制與組織架構的Aleksandar Gavrilović、創意總監Dora Klindžić、遊戲總監兼編劇Argo Tuulik、負責《Red Rooster》角色設計的美術師Laurie Astro,以及負責遊戲聲音設計的Andrus Laansalu。
讓創作者擁有工作室
遊戲研究社(下簡稱「游」):這些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不少《極樂迪斯可》的「精神續作」,你們認為《極樂迪斯可》最值得繼承的東西是什麼?與其他作品相比,你們的獨特之處在哪裡?
Dora:外界已經把我們歸入了這個類別,我認為這主要是出於某種誤解,或是因為有太多團隊都在嘗試爭奪這個頭銜。
但我們對此一直非常堅定,我們不會把自己稱為精神續作,也沒有打算製作一款精神續作。這也不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看待創作的方式。
我認為,人必須學會從一些已經失敗、已經破碎的事物中走出來,這其實也是《極樂迪斯可》故事的一部分。

2024年10月,《極樂迪斯可》開發團隊 ZA/UM 分崩離析後,前成員先後創立新團隊
記者:在宣言中,你們談到了許多希望反抗的對象,比如腐敗的高管、大型科技公司,以及那些把開發者當作機器中可隨時替換零件的做法。我想知道,你們具體會怎麼做?
Aleks:我們的工作室的組織結構,某種程度上就是從這份宣言中發展出來的。我們希望從一開始就不要讓自己陷入可能剝削他人的處境。
我從事遊戲行業已經十多年了,我嘗試推動過很多家公司成立工會,也取得過一些成果,比如達成了幾份集體協議(collective agreement)。在克羅埃西亞,集體協議類似於一份適用於全體員工的工會協議,其中規定了最低工資等勞動條件。
但在2023年,遊戲開發行業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全球有數以萬計的人遭到裁員。當時我們發現,工會化進程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迅速推進。微軟旗下的Raven Software已經實現了工會化,但即便如此,它們也無法阻止整個行業結構開始瓦解。
因此,我們接下來想到的是,不再建立一家傳統的公司,讓員工通過工會來爭取保障,而是嘗試建立一種不同的組織形式,讓勞動者真正參與決策,並掌握實際權力。
這樣一來,一些糟糕的決策就有可能從源頭上得到避免。比如,公司僱傭過多員工,導致運營難以持續,或者選擇一個非常糟糕的合作夥伴。
尤其「勞動者共同所有權」通常並不是組織工會所能直接實現的。在工會化過程中,你通常是在與公司進行談判,為某些具體訴求而鬥爭——比如爭取更高的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減少趕工等。所有權作為一個概念,通常不會被納入討論,也不是工會短期內最直接的目標。
而對我們來說,這恰恰是最重要的。真正的權力來自於你實際擁有這家工作室。

記者:你們在與外部商業夥伴合作時,是否也有一些明確的原則?有沒有絕對不會接受的合作?
Aleks:有些發行商堅持要求開發者交出自己的IP,還有一些投資機構與破壞生態環境的大型項目存在關聯,這樣的合作我們都是很難接受的。
當然,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裡,每天都必須在不同的糟糕選項之間做出選擇。但我們能採取的方式是通過民主討論,與團隊成員溝通,共同找出最合適的方案,而不是由某個人獨斷專行。
記者:那麼在外包合作中,你們是否也會考慮這些原則?比如,如何對待外包人員?
Aleks:從資本主義的邏輯來看,選擇一家價格非常低廉的外包公司,似乎是一種節省成本的合理方式。
但我們希望,即使是自由職業者和外包人員,也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夏日永恆的共同所有者。為此,我們建立了工人合作社和貢獻者合作社,後者就包括自由職業者和外包人員。我們希望通過這種結構,讓真正參與遊戲開發的人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記者:這些限制會不會讓你們更難融資?
Aleks:從行業的常規邏輯來看,投資者應該關心遊戲的質量和最終收益。但現實中,有些資本還有其他訴求,例如獲得工作室的控制權,或者將自己的議程貫徹到項目中。
因此,這些限制實際上起到了一種篩選作用。我們吸引來的投資者,本身就對我們正在建立的組織形式感興趣。現在接受的資金主要來自私人投資者,也可以稱為藝術贊助人,他們希望看到我們設想的這種電子遊戲成為現實。
當然,也有人會因此對我們失去興趣,他們認為這類組織無法交付成果。我們也需要通過這本書的製作和公開,證明自己確實有能力完成項目。

記者:那麼,你們具體是如何分配工作室的所有權和決策權的?我注意到,你們的全體大會(General Assembly)中,投資者、員工、管理者和玩家分別擁有一定比例的席位。我很好奇,你們是如何討論和決定這些比例的?
Dora:我覺得,最容易確定的是創意團隊的比例。我們認為,創意團隊應該擁有超過50%的份額。因為我們知道,那些投入最多時間、承擔最大風險的核心創意人員,理應擁有最大的控制權。
剩下的份額中,我們分配了5%給玩家,這是法律規定的最低比例,達到這一比例,玩家就有權召集由所有利益相關者參加的大會。
其餘45%由貢獻者和投資者分享,其中貢獻者占25%,投資者占20%。我們希望貢獻者獲得更高的比例,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對工作室更加重要。整個分配過程既考慮了實際運作,也包含一些象徵意義。

記者:一開始討論這些比例的時候,不同群體是否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Aleks:在最初階段,其實還不存在這些不同的群體。那時候還沒有貢獻者,也沒有投資者。當時只有一個很小的團隊,包括我、Argo、Dora、Andrus,以及另外幾個人。我們就是這群人坐在一起討論這些事情。
等組織架構建立起來之後,我們才開始邀請其他人加入。比如,我們會告訴投資者:「我們有這麼一小部分份額,你們有興趣獲得其中一部分嗎?」而在與貢獻者簽訂合作協議時,我們也會詢問他們:「我們有這樣一種成員資格,你們願意加入嗎?」
玩家非營利組織(Player-Nonprofit Assembly)是今年才成立的。當時有人開始購買我們的書,於是我們決定,購買這本書就足以成為加入玩家非營利組織的資格。

記者:你們將工作室5%的份額分配給了玩家群體,由玩家非營利組織代表他們持有。這5%的份額在實際運作中意味著什麼?
Aleks:我們設立這5%的份額,是為了確保玩家的參與不是停留在「玩家很重要,我們應該傾聽玩家意見」這樣的理念上,而是通過制度設計,讓我們在實際決策中必須傾聽玩家的聲音。
玩家們會有自己的大會,他們可以選出一名代表參加夏日永恆的全體大會。全體大會每年召開兩次,由來自四個組織實體的代表組成,按照各自持有的份額進行投票。玩家代表可以在會上審議財務計劃和運營計劃,提出修改意見,也可以參與相關議題的討論。
玩家大會還負責決定玩家非營利組織收入的用途。未來遊戲發售並產生利潤後,我們會將相應的利潤交給這個組織管理。這筆錢不能分給玩家個人,而要用於對外部世界有益的事情,例如慈善事業、舉辦活動,或者資助其他遊戲。具體如何使用,將由玩家大會討論決定。我們正在開發一個線上系統,因為讓數千名玩家進行溝通、討論和決策並不容易。

我收到的加入玩家非營利組織的郵件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組織模式,可以看看電子遊戲工作室是否能夠以這種方式運作。工作室不一定非要由管理層、CEO和大型投資者來決定所有事情。
記者:你們團隊的工作氛圍是怎樣的?
Laurie:在大多數傳統遊戲工作室里,分工非常細緻,每個人可能只負責某個具體環節,比如頭髮渲染或汽車車輪的3D建模。時間久了,這種分工會逐漸壓縮個人的創作空間,讓人變成機器里的一顆齒輪。我在第一份工作中就有類似的感受,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署名的幕後代筆者(ghost writer)。
但在夏日永恆,創意決策是由團隊共同討論形成的。我能夠真正參與創作,嘗試新的東西。因為我們對自己創作的作品也擁有所有權,大家會更願意投入其中。
Andrus:我參與過很多藝術團體。根據我的經驗,合作得最好的團隊往往是平等、扁平的,每個人都有創作自由和嘗試新想法的空間。當然,這也意味著每個人都要自己作出判斷,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隨著項目逐漸成熟,可供選擇的空間會縮小,這是正常的創作過程。對我來說,夏日永恆提供了我見過的最好的創作環境之一。

把創作過程變成一本書
記者:你們把這本書描述為一本文化雜誌、一份開發日誌,同時也是讓讀者提前了解遊戲的窗口,但它同時還需要為工作室創造收入。最初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們決定製作這本書的?
Dora:我希望能夠保存並展示我們正在創作的東西。我最早產生這個想法,其實是在我們之前的項目全部被取消的時候。
當時我覺得很可惜,已經有那麼多概念藝術、遊戲設計機制和創意被製作出來了,現在這些東西卻都要被扔進垃圾桶。即使那些項目最終沒有完成,這些創作本身也具有價值。

除此之外,也有一點急於與人分享的心情。我們不想等上好幾年,直到遊戲完成之後才讓大家看到這些作品。
但怎麼分享更好呢?我們覺得,與其把這些內容免費放在網上,不如把它們製作成一本實體書,並且在製作質量和標準上投入足夠多的精力。
這樣一來,我們既能通過銷售書籍獲得收入,支持工作室繼續運營,也能向外界證明工作室具有怎樣的品質標準。
我們希望每一個拿到這本書的人都能感受到,夏日永恆非常注重細節,擁有足夠的創作知識,也有能力完成規模宏大、目標遠大的項目。

記者:這本書中有很多訪談,看起來很像是團隊自己的「學習筆記」。你們向有經驗的開發者請教了融資、管理等問題,也向經濟學家請教了如何更好地組織工作室,以及共同所有權應該如何運作。你們從這些訪談中獲得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Aleks:他們提供了很多我們從未考慮過的視角。
在設計自由職業者合作社的組織結構時,我們最初階段,成員應該根據各自投入的工作量獲得相應的投票權。但Yanis Varoufakis(希臘經濟學家,曾任希臘財政部長、Valve的駐公司經濟學家)就認為,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民主原則。所有成員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投票權,而他們所持有的份額,則應該與各自對項目的貢獻成正比。
又比如一開始我們會想「我們是一家遊戲工作室,也許最好不要告訴投資者我們是一家工人合作社,因為他們可能不喜歡這樣。」但Richard Wolff(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建議,我們應該直接告訴投資者,並讓他們理解這種組織形式代表一種可能的未來,而且他們也有機會成為這個未來的一部分。
此外,他還非常詳細地解釋了實際運營一家合作社意味著什麼。當所有人都是所有者,組織也不再具有傳統的等級制度,你不能簡單地因為不喜歡某個人就把他解僱。成員必須學會長期合作,也需要讓初級成員向資深成員學習,逐漸承擔指導者的角色。

書中的受訪者
Dora:我們採訪了BioWare的幾位資深開發者,他們親身經歷了早期《柏德之門》《闇龍紀元》和《質量效應》的開發過程。
通過和他們交流,我意識到,無論你身處遊戲行業的哪個位置,都會遇到相似的人際關係問題。不同群體之間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製作人有自己的利益,藝術家有自己的利益,那些只想通過遊戲賺錢的高管有自己的利益,還有母公司等其他利益相關方。
遊戲開發需要許多不同的人共同參與,所以你始終都必須處理各種人際關係。這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除非你打算永遠只做一名單人開發者。
記者:在那本訪談文集中,特德·姜(Ted Chiang)曾經提到,大語言模型沒有交流意圖,因此它們的輸出不應該真正被視為一種語言。你們的宣言也對AI採取了鮮明的批判立場。所以我想進一步了解你們的看法,你們主要反對的是技術本身,還是圍繞這項技術形成的產業結構和勞動關係?
Dora:我以前從事物理學研究時,也經常需要進行計算和編程。因此,我逐漸認識到,每一項技術其實都有很大的潛力,可以被用於各種有益的事情,我不認為存在某種天生邪惡的發明。
我反對的是目前由矽谷精英控制的技術發展模式。他們試圖掌握所有資源,並利用其他人的技能和勞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
我相信開放代碼和開源技術,技術應該讓所有人都能使用。但現在,藝術作品被大量抓取,書籍遭到破壞,技術的收益卻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至於AI藝術,即使未來它的產出質量足夠好,我也不認為它能夠實現藝術真正的目的。藝術是一種社會活動。我們欣賞作品時,會意識到它是另一個人創作的,有人試圖通過它與我們分享某種經歷和感受。而當這些作品由機器生成時,事情就變得無聊了,因為它不再具有這種社會屬性,甚至可以說是反社會的。
Laurie: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我擔心未來可能出現一種創作上的階級分化。人類創作的藝術變成奢侈品,只有最頂層的1%才能接觸到,而剩下的大多數人只能接觸到AI Slop(AI垃圾內容)。我認為這與藝術真正的意義背道而馳
記者:選集的封面是火柴盒,除此之外,從網站到遊戲,火這個意象都反覆出現。它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Andrus:很久以前,我曾經是一名生物學家。有一次和其他生物學家開始討論一個問題:火會不會是一種活的生物?我們開始列舉各種特徵,並比較究竟哪些東西可以被歸類為生物,哪些不能。
最後我們發現,火幾乎具備了所有能夠區分生物與非生物的特徵。比如如何在空間中移動、如何攝取食物,甚至如何繁殖,火似乎都具備。這樣看來,火似乎既接近生命,又不完全屬於生命,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存在。

Dora:火是一個非常原始又具有歧義的象徵。當你看到我們的Logo時,你會怎麼理解它?那是一棟正在燃燒的房子嗎?這件事正在發生在你身上嗎?它是一場悲劇、一種危險,還是某種越軌行為?它是一種抗議嗎?又或者,是有人正在對別人做些什麼?
從遊戲玩法的角度來說,我們覺得火能夠很好地強調遊戲世界的物質性和熵增特徵。火與那種靜止不變的遊戲世界相反。火必然意味著一個過程,也必然存在一個發生之前和發生之後的狀態。我們希望火能夠讓遊戲世界顯得更加真實、具體和動態。
從遊戲敘事的角度來說,火對遊戲中的角色也具有非常個人化的意義。主角Redrick就與火有著特殊的關係,因為他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一場房屋火災所創造或召喚出來的。在精神分析中,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潛意識意象。
一切的核心是,火本身就具有一種原始的、令人著迷的吸引力。

燃燒的屋頂,最後的家園
記者:你們探討了很多合作社制度,以及如何在工作室內部重新分配所有權和決策權。這些政治理念與實際製作的遊戲有什麼聯繫?你們覺得採用不同勞動組織方式的工作室,最終會不會製作出不同類型的遊戲嗎?
Argo:我的看法是,你不應該刻意把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塞進作品裡,因為那樣做最終只會變成宣傳。
但與此同時,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信念和意識形態無論是否刻意,都會反映在作品中。
我認為,如果不刻意試圖把這些東西放進去,最終呈現出來的表達反而會更加真誠。至於這些因素具體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在遊戲裡,我們其實很難提前預測。
Dora:那些在所有權結構和盈利要求上受到限制的工作室,其作品內容也必然會受到限制。
對於大型公司,尤其是那些擁有上市母公司的工作室來說,這些因素總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他們能夠製作什麼樣的產品、創作什麼樣的藝術作品施加審查。
我們非常幸運,事實上我們沒有這類「領主」(overlords)。我們非常自由,可以只寫我們相信是最好的東西。一個好的故事必須包含某種真實的核心,而這個真實的核心自然會傳達出相應的東西。它不會反映那些錯誤或邪惡的觀念。
如果一個故事最終變成某種政治宣傳品的時候,通常是因為「寫出好故事」這個優先級被排到了第二位,而「按照作者希望世界成為的樣子,而不是世界本來的樣子去有意地呈現世界」成了第一優先級。
而我覺得,在左翼媒體的那類作品裡,有時也有一種傾向,就是想把世界塑造成我們希望它成為的樣子,而不是它本來的樣子。《極樂迪斯可》在這一點上處理得非常好,它呈現了世界本來的樣子,這個故事會承載他們想傳達的資訊。

記者:如果只看《Red Rooster》,這款遊戲本身也會反映你們的政治觀點嗎?你們希望玩家通過遊戲接觸到這些理念嗎?
Argo:對我個人來說,我希望寫出一個真實的,有生命力的故事,也希望創造一個讓人感覺真實鮮活的世界,現實世界中不存在完全沒有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地方。
我不會刻意加大力度,確保某種理念一定出現在作品裡,就像我不會刻意強調必須在遊戲中表現法律、憤怒或其他什麼東西一樣。這些方面自然都會存在於故事中,玩家不需要特意去思考它們為什麼出現,因為它們本來就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記者:書中提到,你們計劃把2026年全年用於前期製作,希望在年底前完成製作計劃。當時你們也還在尋找投資者。現在已經是11月了,你們的前期製作進行到什麼程度?潛在投資者目前對你們的合作社模式有什麼反應?
Argo:整個前期製作的收尾工作可能比原計劃晚了大約兩個月,我們很可能在2027年初仍然處於前期製作階段。書籍發售之後,我們還需要處理大量後續工作。
Aleks:發布這本書之後,我們收到了很多讀者的郵件。他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其中一些人手頭有一些資金,希望能夠投資我們。他們讀完書中介紹的組織結構後,對合作這件事變得更加積極了。
向數千人製作並寄送一本書,雖然規模不及電子遊戲開發,但這本身也是一項不小的工程。很多人想看看,像我們這樣的工作室能否真正完成一個規模如此大的項目。在這個項目完成後,我們尋找投資者變得容易了很多。現在是他們主動來找我們,而不是我們四處尋找他們。在公開書籍和遊戲之前,我們主要接觸的還是本地認識的人,以及我們主動聯繫的一些熟人。

記者:你們團隊中有不少人曾經參與過《極樂迪斯可》的開發,有很多人密切關注你們接下來會做什麼。你們如何看待這種期待?這種期待會給團隊帶來壓力嗎?
Dora: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不太感受到這種壓力了。壓力最明顯的時候,應該是我們還在ZA/UM工作的時候,因為當時我們確實直接處於這種語境之中,也在為《極樂迪斯可》製作擴展內容。
但後來,我們告訴自己,也向外界明確表示,我們不會製作一款精神續作,只會創作能夠反映今天的我們的作品。這樣反而讓人感覺輕鬆了很多,因為我們不再需要擔心自己是否辜負了某種期待。
團隊正在逐漸吸納越來越多沒有參與過《極樂迪斯可》開發的人,過去的經歷和包袱對他們的影響也沒有那麼大。總的來說,我認為這種負擔正在慢慢從我們每個人身上卸下。我們都很樂意把它留在過去。
Andrus: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很簡單。《極樂迪斯可》已經完成了。正因為它已經完成,我們這些參與過這款遊戲的人才有機會不再重複同一種創作方式,而是去做一些別的東西。這是一種自由。

記者:你們會不會擔心遊戲找不到足夠大的受眾,或者最終無法取得商業成功?
Dora:我認為不會。如果當初有人告訴大家,《極樂迪斯可》這樣的遊戲最終會獲得如此廣泛的歡迎,我想很多人都不會相信。但最重要的是,只要你創作出一款質量足夠高的作品,人們就會喜歡它。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讓我們不必為了盈利而犧牲作品質量,因為我們能夠自己掌控這些事情。至於最終會發生什麼,那些事情並不完全由我們決定。
記者:過去幾年,遊戲行業經歷了很多動盪,也有不少人對行業的未來感到悲觀。但你們的宣言裡依然有一種積極的、充滿行動意願的力量。能再分享宣言背後的事情嗎?
Dora:宣言的初稿是我寫的,後來也有很多其他人貢獻了自己的句子。不過,我想很多人並不知道它最初是怎麼誕生的。
當時我專門研究了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了解他是如何寫出達達主義宣言的。他提到過宣言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語氣,以及應該如何作出承諾。
宣言必須充滿激情,要宣稱自己能夠成為世界的萬靈藥,能夠治癒一切疾病——這些想法為我們的宣言奠定了基調。
另一個重要的考慮是,我們不希望它顯得過於悲觀。我們希望重新找回那種鬥爭精神,也希望帶來一點樂觀的情緒。
過去三年,遊戲行業的氛圍一直很像在參加一場葬禮,我們希望重新注入一些東西,讓人感受到某種積極的力量。
「夏日永恆」代表著一種承諾,即使遇到糟糕的事情,遇到悲劇或各種挑戰,只要你努力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並主動採取行動,就會有很多人對此產生共鳴。

第一次看他們網站拍下的照片
附錄
儘管《Red Rooster》目前還沒有可供玩家體驗的版本,但在採訪中,開發者也談到了許多關於這款遊戲的構想,包括它的視覺風格、世界設定、角色塑造和玩法設計。
我們認為,這些尚處於開發階段的思考同樣值得呈現,因此將相關問答作為額外內容放在採訪最後,供讀者參考。
記者:說說遊戲吧,你們是如何確定現在的視覺方向的?
Dora: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目前仍然處於探索階段,希望嘗試許多不同的風格。
我們邀請了十幾位藝術家,讓他們按照自己最自然、最習慣的風格去創作。因為我們想讓同樣的創意能夠從不同角度得到呈現,並藉此發現究竟有哪些東西能夠真正打動我們。

我們喜歡左拉、斯坦貝克等20世紀作家的作品,關注現實中粗糲、不加修飾的部分,以及生活在特權階層之外的普通人的處境。
我們希望將這種社會現實主義與迷幻、超現實的視覺元素結合起來。我後來開始把這類作品稱為「心理角色扮演遊戲(Psychological RPG)」——它們擁有一個帶有社會現實主義色彩的外部世界,但玩法又有很大一部分發生在角色的內心世界中。
在《極樂迪斯可》中,這種表達體現在思維閣那些超現實的插畫裡。在我們的遊戲中,我認為Laurie的迷幻藝術風格能讓玩家感受到,這個世界不只有一個沉重壓抑的外部環境,同時也存在著人類心智和感知本身所固有的奇異性。

記者:我在書中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你們參考了荷蘭與比利時邊境上的巴勒鎮,兩國領土在這裡相互嵌套,國境線甚至會穿過街道、房屋和建築內部。在遊戲裡,同一片街區可能分屬不同國家,適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規定。你們曾提到,遊戲世界融合了南斯拉夫、奧斯曼和荷蘭文化,能說說你們這樣選擇的原因嗎?
Dora:南斯拉夫的歷史近來一直縈繞在我們腦海中,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從英國搬到了這裡,這片土地的歷史也因此變得更加鮮明;另一方面,我和Aleks本來就來自這個地區,這裡也是我們的故鄉。
但即使我曾經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巴爾幹地區給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很深。它是不同文化圈的交匯點,西歐、東歐和中東在這裡相遇。歷史上,這裡一直是不同勢力和文化發生碰撞的地方,包括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以及斯拉夫文化。
我們通常熟悉的是兩種文化之間的邊界,而三種文化交匯形成的邊界則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有一種說法:巴爾幹家庭的每一代人都經歷過一場戰爭,下一代也總會經歷戰爭。
儘管這種環境往往充滿動盪,但它在文化上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波士尼亞這樣的地方,不同宗教和不同風格的建築可以並存。巴爾幹地區實際上非常適合作為一個幻想世界的基礎,我們可以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大量靈感。

在遊戲裡,同一片街區可能分屬不同國家,適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規定。比如,酒類銷售時間一到,酒吧里的顧客就得從一個國家的區域搬到另一個國家;政治關係發生變化後,原本可以直接穿越的邊境也可能被封鎖,玩家不得不尋找穿過小巷、公園甚至窗戶的新路線。
記者:遊戲的主角Redrick是一個缺乏內在自主性的人,他還有一位有著強迫性說謊傾向的夥伴Astrid。你們是如何設計這兩個角色的?
Dora:我們希望擺脫一些刻板印象。對於Redrick,我們不想塑造一個非常陽剛、能夠滿足玩家力量幻想的主角。Redrick在人生中一直更多地被他人推動著前進,可能從未真正堅定地表達過自己的意願,也缺乏足夠的自信。我們希望玩家從這樣的狀態開始,再決定要把他帶向哪裡,以及他最終能夠走到什麼地方。

Astrid則是他的反面。我們想讓她成為一位數學家,幫助Redrick解開世界的謎團。她在生活中擁有很強的自主性,但她並不會利用這種自主性來安排和掌控事情的發展。這種特點也會體現在玩法中,比如她會自主採取行動,影響遊戲環境。

我們希望藉此打破RPG中常見的同伴關係。傳統遊戲裡的同伴通常隨時聽候玩家調遣,像工具一樣提供幫助。但Astrid並不總能正常發揮作用,也不一定會公平地對待你,也可能誤導玩家或犯下嚴重錯誤。玩家需要思考如何與她相處,並決定兩人最終建立怎樣的關係。

Laurie:我希望角色首先呈現出自己的個性,而不是外貌有多符合審美標準。很多電子遊戲,尤其是RPG,喜歡塑造理想化的主角形象。我更希望他們紮根於現實,有粗糲、缺陷和不完美之處,看起來像我們生活中真正可能遇到的人。
Redrick身上有一種孩子氣,也帶著某種天真,仿佛他做什麼都沒有惡意。他的眉毛向上彎曲,讓他看起來有些天真無邪。此外,他的鬍子也是角色身份的重要標誌,我覺得可以拿Harry那條令人印象深刻的領帶和他的絡腮鬍作類比。
Astrid也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我希望Astrid有現實中的粗糲感,同時又有一種滿不在乎的很酷的氣質。她有比較突出的鼻子,以及蓬亂的頭髮,甚至有點像《魔戒》里的咕嚕。編劇還特別強調,不要把她設計得太漂亮,寧可讓她顯得年紀大一些,也不要刻意把她畫年輕。

我的工作就是理解編劇對人物的構想,再通過視覺設計呈現出來。我們希望塑造的角色有豐富的內在,讓玩家能夠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或者現實中認識的人。Harry和Kim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並不符合傳統電子遊戲主角的外貌標準,但玩家了解他們之後,仍然會對他們產生深厚的感情。
記者:我記得你們採訪Mark Darrah時,他談到過遊戲開發中的一個常見問題,玩法系統與敘事意圖經常顯得彼此脫節。你怎麼看待玩法與敘事之間長期存在的這種割裂?在《Red Rooster》的開發中,你們打算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Dora:這種脫節往往源於遊戲類型過早確定,而類型選擇通常受到商業和市場營銷的影響。比如,團隊決定製作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就意味著必須包含相應的戰鬥機制。玩法框架先於故事確定,之後才開始考慮敘事。
這也容易造成玩法與人物塑造之間的矛盾。比如,過場動畫裡的Nathan Drake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到了實際遊戲中卻可以殺掉一百五十個人。
另一種做法是從核心創意和故事出發,再決定需要什麼樣的機制來強化它。《極樂迪斯可》就是一個例子。這類創新更多出現在獨立遊戲和2A遊戲中,因為3A遊戲往往受到市場需求和玩家預期的限制。
如果開發者擁有更多時間和財務上的自由,就能嘗試自己真正想做的東西,也更有機會創造新的玩法和遊戲類型。

記者:我記得Mark Darrah也提出過,敘事應該先於機制,但開發敘事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你們如何協調敘事開發與製作流程中其他部分的進度?
Dora:這確實涉及製作流程上的取捨。我們目前採取的方式是並行開發敘事和一個小型可玩Demo。我們先搭建一塊區域,測試物理交互,比如物體和火焰的運作方式,以及玩家在空間中的移動體驗。與此同時,團隊也在確定故事、世界觀和角色。
這種方式可能導致兩條開發線暫時脫節,但也讓我們能夠快速驗證設計方案,捨棄不合適的玩法。
真正容易出現問題的是管理層急於推進流程,要求團隊過早敲定設計,或者強迫編劇和玩法開發保持相同的進度。
我認同Mark Darrah所說的,以寫作為主導的工作室,確實需要警惕在敘事上投入過多時間。但我們決定成為這樣的工作室,也願意接受它帶來的效率損失。
行業里已經有很多工作室會優先開發玩法,或者更加側重玩法設計。我們不認為所有團隊都應該採用我們的方式,甚至不是所有人都會享受我們這種工作方式。但我們確實喜歡這樣做,因為我們的編劇實在太多了。

記者:我記得Argo在書中把「物理性」上升到存在論層面,稱這是角色扮演最純粹的形式。「物理性」為什麼會如此重要?
Argo:我認為這要回到小時候的遊戲經驗。孩子最初通過身體模仿周圍的世界,比如把圓環套在方塊上,模擬戰鬥,或者模仿去街角商店購物。隨著年齡增長,遊戲逐漸變得複雜,但這些具體的行動始終很重要。
在遊戲中,玩家伸手拿起一件東西、把它搬到別處,或者打開一扇門,這些看似簡單的行為,都會在潛意識層面強化玩家與角色、角色與世界之間的聯繫。
記者:這聽起來有些類似沙盒遊戲?
Argo:老實說,我認為兩者之間真正的區別可能只在於複雜程度。可以說,我們做的是一種輕量化的沙盒遊戲,我們需要處理的複雜程度稍低一些。
像《Deus Ex》這樣的沉浸式模擬遊戲,包含大量戰鬥和潛行機制,會產生許多需要處理的變量。移除這些系統後,設計的複雜程度就相對容易控制,但依然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記者:我記得你在文章中稱環境本身是一個重要的「非玩家角色」,也認為這是一種重新思考和拓展傳統RPG環境設計方式的途徑。能否具體解釋一下遊戲中的「動態街區」(Dynamic District)是如何運作的?
Argo:它是由幾套不同的事件卡組組合而成的。遊戲中每天都會定期抽取隨機事件,同時也會發生一些預先編排好的事件。
這些事件的規模差異很大,有些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比如你所在街區的一棟房子突然燒毀。規模較小的事件則更接近環境敘事,如果你留意周圍的環境,就會發現一些細小的視覺故事在多個遊戲日之間逐漸展開。
傳統遊戲往往通過讓玩家從起始區域前往新的區域來推進進程,也就是不斷在空間上向前移動。而這個小型開放世界允許我們在時間維度上推進。遊戲世界中的每一天,玩家都會重新看到這個熟悉的街區。因為你已經熟悉了原本的狀態,各種細微的變化就會格外顯眼,並立刻引起你的好奇。
對我來說,這種環境隨機性的設計思路來自桌遊。遊戲進行到某個階段,就會觸發某種隨機事件,而且,玩家此前做出的選擇會改變之後抽取的事件卡組。有時你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種可能,因為你只知道自己尚不了解的那些內容。即使你不知道卡組裡到底有多少張牌,你的想像通常也會認為實際可能性比真實情況更多。

記者:你們如何避免玩家太快摸清事件池的規律,或者覺得這些事件開始變得重複?
Argo:這種情況會發生嗎?從系統設計之初,我們就確保玩家在一次完整的遊戲流程中不可能看到所有事件。有些事件本身就是互斥的,無法在同一輪遊戲中同時出現。此外,事件的總數量也超過了遊戲實際包含的天數。
記者:Andrus在文章中談到了莊子、禪宗和爵士樂,還把音訊設計師的工作描述為在一片根本不存在針的乾草堆里尋找一根針。這些想法聽起來都相當抽象,也很有哲學意味。它們在實際創作中是如何體現的?能否結合《極樂迪斯可》或《Red Rooster》舉一些具體例子?
Andrus:遊戲核心理念中已經存在的某種結構,只要你從這個起點出發,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使用。
我可以從早期的一次創作經歷講起。當時我們為一部愛沙尼亞導演執導的戲劇配樂,最後一幕是人們開始跳舞。我考慮使用愛爾蘭傳統音樂,但又猶豫了很久。雖然導演是愛爾蘭人,但這一幕與愛爾蘭文化並沒有直接聯繫,而音樂本身又承載著很強的文化背景。
我一開始想的是我不能用,但突然就像一道閃光打在我身上,我明白了,其實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東西。你只需要找到方法。你可以從音樂的動態、結構等方面入手,減弱它原有的文化語境,讓它成為對場景本身的聲音表達。
你必須感受到場景與聲音或音樂之間存在一種身體層面的聯繫。如果你感受不到這種聯繫,就必須繼續尋找。你要一直尋找,直到聽到那個瞬間的契合,直到聲音與場景之間產生一種身體層面的正確感。
這是一種非常個人化、因人而異的工作方式。至少到目前為止,它一直有效。我希望它在《Red Rooster》接下來的創作過程中也能繼續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