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新媒體技術讓我們變得越來越蠢，正常的人際互動慘遭削減、一切的背後都成了營銷。它會腐蝕我們的思想、降低溝通效率、浪費寶貴的時間。正如一位著名藝術家所說，新媒體的興起正沿著商業、政務和教育迅速傳播，預示著「理性的終結」。最終，它甚至可能因為國家電視台在直播中拍下七名美國人死亡的畫面而受到指責。沒錯，這一切發生在2003年——美國民眾正對微軟PowerPoint給整個世界帶來的顛覆和風險大感恐慌。
蘇格拉底曾經警告說，書面文字會削弱我們的記憶力。文藝復興時的博學家康拉德·蓋斯納則提醒稱，印刷機將把人類的心智淹沒在「令人困惑且有害的大量書籍當中」。之後的幾代人也面對新技術時不斷重複著昨天的故事——廣播、電視、電子遊戲，這些都號稱會腐蝕兒童的大腦。單在過去15年間，人們就曾先後對谷歌、智慧型手機和社交媒體敲響了警鐘。其中一些批語似乎已經過時，但也有一些也在時間的洗禮下得到了驗證。而這其中，還隱藏著一種更高層級的技術恐慌。是的，這種恐慌現在已經無人提起，但在當年，人們真心相信PowerPoint——Office套件當中最具表現力的選項，可能代表著能夠誤導人類、扭曲認知的邪惡力量。
二十年後，這場「幻燈片大恐慌」聽起來又滑稽又荒誕，也有一絲悲劇色彩在裡面。當時，社交媒體時代已經初現端倪：MySpace和LinkedIn已經成立，Facebook也剛剛亮相幾個月時間。但即使拋開那幫「二極體」們的過激言論，我們仍然有必要關注這場涉及生存威脅的大討論。當時的人們到底是反應過度，還是說這層層荒謬之下其實確有值得反思的成分？
2003年2月1日早上，在距離著陸還有16分鐘時，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在德克薩斯東部晴朗無雲的空中突然解體。機上七名宇航員全部遇難，隨著航天飛機碎片呼嘯著沖向地面，直播觀眾們見證了這場氣勢恢宏又殘忍慘烈的人造流星雨。
美國航天局（NASA）事故調查委員會隨後發布報告，確定引發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是一塊絕緣泡沫在升空後不久就鬆動並損壞了航天飛機的左翼。同時，報告還提出了一個不那麼直接、甚至令人難以想像的罪魁禍首。早在哥倫比亞號試圖重返大氣層之前，工程師們就已經知曉、但卻不恰當地低估了機翼損壞的情況。這項分析結論，被掩藏在了他們向宇航局官員展示的一連串晦澀難懂、內容過於繁雜的演示幻燈片中。報告指出：「完全可以理解，當時的高層管理人員為什麼看到了這份PowerPoint幻燈片，卻沒能意識到這個可能危及機組人員生命安全的隱患。」報告隨後認為：「這也再次證明，在NASA的技術溝通中大規模使用PowerPoint幻燈片而非技術論文，是存在問題的。」
PowerPoint在當時不是什麼新技術，在如今的世界，也早已無處不在。1987年在這款程序首次推出時，銷量僅為4萬份。十年之後，其銷量已經來到400萬份。到2000年代初，PowerPoint已經占據演示軟體市場95%的份額，並憑藉對美國民眾說話和思考方式的滲透與影響引發廣泛批評。伊恩·帕克（Ian Parker）2001年在《紐約客》上發表專題文章，認為該軟體「雖然能幫助用戶解決問題，但本身也會產生新的問題：例如如何組織資訊、組織多少資訊、如何看待世界等。」身為「網際網路之父」之一的溫頓·瑟夫（Vint Cerf）打趣道：「Power（權力）導致腐敗，而PowerPoint導致絕對的腐敗。」
到2003年初，「PowerPoint引發死亡」的說法已經成為熱門觀點。耶魯大學統計學家愛德華·塔夫特（Edward Tufte）則率先將其納入嚴肅討論。就在2003年春天，塔夫特發表了一篇言辭兇猛的抨擊，題為《PowerPoint的認知方式》（The Cognitive Style of PowerPoint），其中包含他對這款軟體在哥倫比亞災難中起到的作用。文章封面是塔夫特自己設計的漫畫，內容是一張閱兵照片，一組組方陣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史達林巨型雕像前排成了完美縱隊。畫中一名士兵說：「沒有什麼槍斃名單能跟史達林的相提並論！」另一人則回道：「但為什麼總要把幻燈片的內容大聲讀出來？」這時，連雕像也張口說話了：「請切到下一張幻燈片。」
這篇文章借用了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觀點，即傳播媒介會對實際傳播的內容產生影響，而PowerPoint作為這樣的媒介確實引發了令人困惑、過度簡化的效果。它倒不一定會產生含糊、粗糙的表述，反而是把有用資訊掩藏在了太多不重要的細節當中，而這可能會帶來致命後果。這正是塔夫特在哥倫比亞工程師的幻燈片中看到的情況，他宣稱「PowerPoint的認知方式影響了分析結果」，而NASA在幾個月後的調查中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
儘管塔夫特的立場相當激進，但人們還是願意認真參與討論。當時的他已經是社會上的知名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資訊設計一日游課程與其說是巡迴演講，倒不如說是明星見面會。每場會議都有成百上千人擠進酒店宴會廳。一位作家當時評論道：「他們對於塔夫特演講的熱情，就像是古希臘人去聽蘇格拉底或者未來的超驗主義者講跨時代的知識一樣。」所以當這位「數據界的達芬奇」打算參與這場「PowerPoint大辯論」時，人們自然拭目以待。
《連線》2003年9月摘錄了他的文章，標題為《PowerPoint是一種惡》（PowerPoint Is Evil）。幾個月後，《紐約時報》在對年內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想法做回顧時，也選取了塔夫特的評論——總結來講，就是「PowerPoint會讓人變蠢」。其中寫道：「也許PowerPoint特別適合我們這個混亂無序的現代化時代。」文章甚至提到，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也是用PowerPoint向聯合國提交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
認真讀下去，我們會在雜誌的「罪狀」清單中看到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條目：社交網路。儘管PowerPoint扭曲美國人認知的「惡行」受到了幾乎一邊倒的批判，但Friendster、LinkedIn和其他社交網路的作用倒是尚無定論。文章稱，也許通過增強社群之間的聯絡，社交網路能夠減輕我們「刻在民族基因中的孤獨感」。也許社交網路未來會「進一步將生活割裂成線上、線下兩個不同的領域」，或者它們並沒有那麼強的變革性——至少不能跟PowerPoint這種高度普及且極具影響力的技術相提並論。
如今81歲的塔夫特早已退休。而最終統計數字顯示，他的「巡迴演講」共吸引到32萬8001名參與者。如今的他主要搞雕塑，但也繼續保持著自己的習慣——非常討厭PowerPoint。他像個小孩一樣鄙夷地稱其為「PP」並且沾沾自喜。如果大家對之前提到的史達林漫畫感興趣，也可以在他的網站上以14美元買到一張同款海報。
今年5月，我給塔夫特發了封郵件，詢問他是否覺得自己對PowerPoint的批評已經過時了。一如往常，他專門給我回了一份長達16頁的PDF，其中包括他書中言論的摘錄還有關於這些書籍的簡介。最終，他同意通過電話交流，但我打過去的第一通電話就被轉到了語音信箱。他的留言提示也很有個性，「在這片時間已經消失的土地上，我沒有空。我們只能用語音信箱，或者簡訊溝通。說吧！嘟……」
在我最終聯繫上他時，我問他經過20年的時間驗證，PowerPoint是不是真的讓人類變蠢了。他回應說：「我也不知道。我已經到了另一片天地，現在的我是名藝術家。」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可能是最難溝通的那類人，因為從2003年以來就沒人膽敢在他面前展示PowerPoint文稿了。他還宣稱自己沒有「一直留意」，但最近有消息說，他曾經幫助傑夫·貝佐斯禁止亞馬遜的高層管理人員使用PowerPoint。
貝佐斯肯定不是唯一一個認同塔夫特判斷的人。賈伯斯也曾經禁止在蘋果的某些會議上使用PowerPoint。2010年在北卡羅來納州舉行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前國家安全顧問、時任陸軍上將的H. R. 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將PowerPoint描述為一種內部威脅，也曾在作戰中禁止使用。詹姆士·馬蒂斯（James Mattis）將軍也在同一次會議中強調：「PowerPoint讓我們變得愚蠢。」2011年，瑞士某前軟體工程師組建了反PowerPoint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支真正致力於對抗幻燈片暴政的政黨。
當然，批評塔夫特文章的聲音也不少。有些人指責他為了拉高課程的人氣而故意製造爭議話題，也有人覺得他搞錯了，這是把軟體本身跟用戶習慣混為一談。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2009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稱：「任何一棍子打死PowerPoint的言論都是愚蠢的。這跟指責講座沒什麼區別——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提綱糟糕的講座、沒提綱的講座，還有幻燈片、小黑板之類。」長期擔任麥肯錫商業視覺演示總監的吉恩·澤拉茲尼（Gene Zelazny）則將塔夫特的論點總結為「把司機造成的事故都歸咎於汽車」。
這種粗暴比較的問題在於，美國的交通系統確實對當地每年發生的3到4萬起車禍死亡負有一定責任，因為沒有私家車自然就不會有這些事故。塔夫特認為，PowerPoint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它會促進各種糟糕的演示。「這對演講者來說倒是方便了，但對觀察和內容傳播來說不僅不方便，甚至有害。」
但如果說這些糟糕的演講真的引發了什麼廣泛的社交弊端，那也實在是沒什麼真憑實據。有些科學家試圖對所謂的PowerPoint效應做點量化研究，想搞清楚這款軟體是不是真的影響了人類處理資訊的能力。瑞士聖加侖大學創意與設計教授塞巴斯提安·科恩巴赫（Sebastian Kernbach）與人合著了多篇關於此類文獻的綜述。他告訴我，總體來講，研究表明塔夫特的觀點算是部分正確、部分錯誤。PowerPoint似乎沒有讓人變得更蠢，畢竟沒有證據表明使用PowerPoint的人出現了資訊記憶率降低或者總體認知能力下降問題。但它也確實給資訊的傳達方式帶來了一些強加的影響：更鬆散、以分條形式表達，並由演講者灌輸給被動接受的聽眾。科恩巴赫表示，這些習慣甚至重塑了幻燈機時代的環境設計：以往使用幻燈機時研討會桌往往是圓形的，但PowerPoint時代後則變成了U形，只為了演講人能走到每個人面前。
在跟科恩巴赫交談時，他提到正準備向某大型政府組織的員工做一場關於視覺思維方法的演講。他說他打算使用活動掛圖，類似於用一塊塊有畫面的白板拼湊出幻燈片，甚至觀眾也能參與繪畫。但他也準備了比較傳統的PowerPoint文稿。他告訴我，這麼做是為了向聽眾證明自己「做了精心準備、足夠專業」。這裡說的政府組織，就是NASA。
其實NASA仍在使用PowerPoint這事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儘管曾經引起媒體的強烈反對、激起了億萬富豪的憤怒，甚至在軍隊內拉響了紅色警報，但這種演示形式仍然盛行。微軟PowerPoint產品副總裁肖恩·維拉隆（Shawn Villaron）就表示，該產品的月度用戶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目前已達數億之巨。要說有什麼變化，就是如今的PowerPoint更靈活、用例更多樣。新冠疫情封控期間，人們甚至在Zoom上舉辦PowerPoint聯歡活動。現在，當孩子們想養只小狗、退出球隊或者參與明星見面會時，都會做份PowerPoint向父母解釋自己的理由。如果PowerPoint真是種惡，那邪惡已經統治了整個人類世界。
至少從表面上看，PowerPoint會讓人變蠢的說法就像是教科書上那些誤導性的技術末日論案例。在要求塔夫特重新審視自己的批評時，他明確表示反對。但在後來的談話中，我還是當面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對這項新技術的批評是否可能有失偏頗？畢竟很多人都會做出這種錯誤預判。之前人們對印刷機或文字處理器都有過類似的抨擊，那他對PwerPoint的斷言有什麼不同嗎？
但還沒等我徹底說完，他就打斷了對話。他明顯憤怒地表示，這個問題他無法回答：「我不搞那些宏觀討論、說些假大空的廢話。我自己就在前線，一刻也沒停止過溝通。」根據我的理解，他可能是想說自己不參與任何遙遠、抽象的歷史性思考。
我又嘗試縮小了問題範圍。我說，目前人們對社交媒體的擔憂跟當初PowerPoint面臨的批評有一定相似之處。兩者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擔憂，即新媒體技術更重視形式、而非內容，其設計目標在於吸引受眾的注意力、而非傳達真理，這恐怕會讓人變得更蠢。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塔夫特的批評其實是正確的，只是矛頭指向的技術對象錯了。他仍然否認，並表示拿PowerPoint跟社交媒體比較屬於「胡說八道加亂押寶、扮先知」。
儘管塔夫特非常不配合，但我還是非常好奇，如果包括他在內的評論家們能在2003年就敏銳嗅到社交媒體的深遠影響，那事態究竟會如何發展。也許當《Friendster的認知方式》或者「LinkedIn是一種惡」登上《連線》雜誌的頭條，真的會改變歷史的進程。如果當初對社交媒體的警惕和抵制能一直存在，那Facebook也許不會成長為現在這樣的龐然大物，美國社會也不會變得如此割裂。
或者，現實可能什麼都不會改變。無論有沒有把握住那個時間節點，也無論評論家們多麼有預見性，對於新媒體的擔憂似乎都很少產生實際影響。反對意見總是遭到壓制，新技術最終占據主導地位。多年之後，當我們回顧過去並認為當初的擔憂純屬無稽之談，那可能是因為這項技術已經在潛移默化間把我們成功同化了。
書面文字毀掉人類的記憶力了嗎？廣播是不是讓我們難以長時間集中注意力？PowerPoint是不是把我們變成了沒有自主思維的行屍走肉？如果說這些創新確實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那我們就只能用改變之後的思維來衡量其影響。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批評到底是對是錯將永遠無法區分——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是自己。
